方孝孺的文學思想  王郁方

摘要
明初三大家之一的方孝孺文章寫得極佳,在《明史》中看來,方孝孺的文章在明朝就受到很高的評價,然而他自己卻不認同這些稱讚,甚至輕視文藝,認為文章不載道就沒有作文的意義。後世對他的研究也多將重點放在他的「行道」思想上,對於他在文藝方面的看法沒有多做研究。然而,研究他對於文學的想法並且在他的文章上印證後,發現方孝孺並非認為文章是毫無價值之物,只是認為世人過於重視表面的文辭技藝,而忘了文章應是傳道之用,且要將文章寫好的根本辦法應是先從學道、養氣開始,如此一來自然能寫成好文章,不需刻意為之。

關鍵詞:
方孝孺、文學、道學


一、前言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從小就喜愛讀書,鄉人都稱他為「小韓愈」
[1]
。後跟隨宋濂學習,與宋濂、劉基並稱明初三大家。在《明儒學案》中,他被稱作「有明之學祖」
[2]
。《明史》中記載:「孝孺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稌潛錄為侯城集,故後得行於世。」
[3]
整個方孝孺傳將重點放在他與靖難之變的關聯,對他文學方面的記載並不多,但都是非常正面的評價。在明朝永樂年間,私藏方孝孺文章的人是會被處死的,儘管如此,仍有人願意去替他彙整作品,從中可看出方孝孺的文章是多麼受到當時人們的喜愛。不只如此,和方孝孺一同在宋濂門下學習的弟子也一個個都相當讚賞他的文學成就。例如,鄭楷不斷稱讚其文章上的才能,方孝孺甚至因此不滿,與他辯論
[4]
,王紳將他比擬為司馬遷
[5]
,他的老師宋濂更是重視其文采不凡,認為方孝孺是他的門人中唯一堪稱「作者」的
[6]


然而《明史》中也提到了「孝孺顧末視文藝,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
[7]
,直接地說明方孝孺不重視文藝的成就,認為彰明王道、致天下太平才是他一生的責任。在〈宋濂門人時期的方孝孺(1376-1383)〉中,探討了方孝孺的文學思想與宋濂的差異,以及方孝孺在回應其他宋濂門人時所闡述的、他的文學思想。宋濂與宋門學者為文的宗旨是「文道合一」、「文以載道」,鄭楷曾被宋濂稱讚已經得到「以道為文」的方法
[8]
。這樣的鄭楷稱讚了方孝孺的文章,方孝孺卻說:「僕所以畏文士之名而避之者,欲明斯道以為文,而反招俗之陋也。」
[9]
他不喜被稱作文士的原因是,若因為文章而成名了,會招來不必要的名利。方孝孺提出,自己的為學目標就是孔子,認為漢代以下的文章都不算「載道」之文,而且鄭楷稱道他的文章反而使他感到自慚,他認為自己所學是為「道」,不該是為文
[10]


從前述資料中可以看出,方孝孺認為他最重要的目標是行道,並且不希望透過寫文章的方式為之,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在其他研究方孝孺文學思想的文章中,大多也認為他的文章是與「道」離不開關係的,儘管有論述到他的文藝性,也只是稍微提及,沒有去做非常深入的研究與探討。徐兆安的研究中認為方孝孺的終極目標就是「有為」、「繼業」、「得位行道」,成為一位「文士」只會招禍,阻擋他目標的達成
[11]
。這篇論文讓我對方孝孺的文學思想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看似也頗符合在明史中看到的他「末視文藝」;趙姍姍、王燕〈論方孝孺的文學思想〉中也是一開始就提到「『文以載道』是其重要的文學思想。」
[12]
,但這篇文章更詳細地解說了方孝孺文學思想的其他層面,讓我注意到方孝孺似乎並非真的如此不重視文藝,否則他並不會對為文技巧有這些深入的分析與想法;姬秀珠談論方孝孺的文學主張時,一開始同樣先提到:「孝孺論文,以儒家思想為中心,主張以文載道和學以致用,他認為文章的功用在『明道』和『立政』。」「孝孺的文學觀以道為主,明道、載道都是他為文的最終目的。」
[13]
姬秀珠認為方孝孺的文學主張是以文章來闡明儒家的道理,並且同時兼顧實用性,也就是要能以之輔佐政事,達到治理天下的作用。不過文中她也提到方孝孺文章創作的技巧,以及他仰慕的文人及其文章,認為這樣的文章就達到最高境界「心會於神」,到這個境界「即使嬉笑怒罵都是新辭的境界」
[14]
。 從姬秀珠的論文中可以看見方孝孺對於文學思想並非只圍繞著「道」,也引發了我去設想,方孝孺對文學的看法是否有其他可能性?方孝孺所認同的文章看似只能傳道,但其實他又在一些文論中提出文藝的價值。雖然他曾在多篇論述中說明文章並非為學目的,甚至可能成為行道的阻力,但又景仰一些文人的作品,且本身又有很高的文學成就,那方孝孺真正的文學思想到底為何?本文第二章將研究方孝孺自己道出的文學主張,了解他所認為的文學為何之後,第三章則再去研讀、分析他的文章,看看是否與他的文學觀吻合。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夠找出方孝孺真正的文學思想。


二、方孝孺認為的文學
方孝孺的文學思想在回應同輩們的書信以及他的文章中,都能明顯地看見。在〈與鄭叔度八首〉中,方孝孺向鄭楷談起他對道與文的看法。他覺得當時的人們已經不懂得「道」之重要,他只能藉由閱讀古書來達到自己「志於學」的目標。這封信中也自述其所認同的、古人的「為學」。他說:「僕聞古人未嘗以文章為學也。」
[15]
至於「古人」所指為何,他也舉出了一些例子。孔子之文、詩經、古時皇帝之所述、易、禮中的論述都是「萃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
[16]
他覺得這些才能稱之為「文章」。接著,他說明了古人雖然不是為了文而學習,卻依舊需要學習作文章的原因。他說:

 
古人之為學,明其道而已,不得已而後有言,言之恐其不能傳也,不得已而後有文。
[17]


古人作文,是為了傳道方便,文章僅是不得已而使用的工具。一個工具的做得再怎麼精緻,它的功能依然相同,都是為了輔助傳道,那麼工於文章就是一件浪費心神又徒勞無功之事。方孝孺非常討厭詞藻華麗卻不精闢,且沒有內容的文章。他認為文章,如前所述,本是為傳道而生,若只是一堆文字堆砌,而沒有闡釋道義,對方孝孺而言就是無用的。方孝孺說:「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養者惟在乎文章。」
[18]
現今人們之為學多重視文章,這就是為何他崇尚古人為學之道的原因。他說:「復以欲知古人為學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處,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
[19]
透過閱讀古人的文章,他建立了屬於他的理想的「文」,也就是認為學習是為道而非為文。

對於鄭楷稱讚他的文章,他的回應是:「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
[20]
方孝孺非常擔心自己因文章而得名,因為這樣會讓名聲阻斷了自己往目標前進之路,而他的目標就是「行道」。他說:

 
聖人以無得而名為至。……伊尹、周公、孔子皆明動萬代,然卒以招謗議與當世,況其下者哉。……皆負當世名,然為世人所忌妬,無得行其志者,至於近代莫不皆然,繇是觀名之,足以累人也尚矣,無能而富貴者,僕固不取,亦
安敢輕談論暴文辭之技,以招時俗之嫉病哉?
[21]


文中他還舉了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歐陽修、蘇軾等等各代有名的人物,說明以文采招致名聲只會導致不必要的麻煩,使人無法貫徹其心中之志,所以他才這麼不希望被稱讚文章寫得精妙。

至於他個人對文的看法,在〈與鄭叔度八首〉中有說明:

 
夫道者,根也;文者,枝也;道者,膏也;文者,焰也,膏不加而焰紓,根不大而枝茂者,未之見也。故有道之文,不加斧鑿而自成,其意正以純,其氣平以直,其陳理明而不繁。決其辭,肆而不流,簡而不遺,豈竊古句,探陳言者所可及哉?文而效是,謂之載道可也,若不至於是,特小藝耳,何足以為文?
[22]


此段強調了道相對於文的重要性,道是支撐性的、決定性的,就像是樹的根、蠟燭的蠟一般,沒有根、只有枝葉的樹是長不大的,火苗沒有蠟也無法燃燒的長久。他認為只要是有道的文章,不需多做加工即可成立。若文章的意義是傳道,那可以為之;若其宗旨並非傳道,那就沒有理由成文。在〈答王仲縉五首〉中也有類似的說法:

 
文者,道之餘耳。苟得乎道,何患乎文之不肆耶?
[23]


「道之餘」是方孝孺對文所下的定義。若文章中有道,那就無需擔心這篇文章寫得不好。

由前面種種方孝孺對於學文的態度與想法,可見方孝孺肯定是對於現在的文章不滿,而有更高的期許。在〈與鄭叔度八首〉中,他說:

 
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馬相如、揚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日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於淫麋,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
[24]


由這裡可以看出方孝孺深惡司馬相如與揚雄之文,但對於屈原的〈離騷〉是讚譽有加的,因為他的文章不僅只是優美,其中還富含了忠君的思想,以及個人的性格、風骨,因此,屈原的〈離騷〉並非只有文藝價值,更重要的是其中也傳達了他的思想,也就是達到傳道的目的。除此之外他也提到,屈原的文章不是拿著筆思考很久而做成,反而都是發自內心、自然而成,是抒發自己真實性靈的。「文貴乎自然」也是方孝孺的一個文學主張,在趙姍姍與王燕的〈論方孝孺的文學思想〉中就有提到
[25]
。在〈答張廷壁〉中,他說:「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為。」
[26]
他認為聖人的文章不需刻意費心思去作,而是自然而成。反觀司馬相如與揚雄,方孝孺認為文章萎弱的風氣就從他們兩人的文章開始。司馬相如的文章雖藝術價值很高,但堆砌辭藻、只是讓文字看起來華麗宏偉,說到思想方面的內容更是常被批評為「虛辭濫說」,而揚雄本為司馬相如的仰慕者,他的文章自然大受司馬相如影響
[27]
。方孝孺說他們都學習屈原徒弟「流於淫靡」之文,更糟糕的是,天下人竟都欣賞他們的文章,從而仿效他們。對方孝孺來說,這種文章絕非理想。在這之後,還有許多人加速了文章的衰敗,但也有很多人期望拯救這股敗壞的文風,方孝孺在〈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中說:

 
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
[28]


天下人作文章都只為了諂媚權貴或符合時俗,然而文中這些人各自在自己的朝代拯救當代文風:唐代時,韓愈雖嘗試重新提倡文以載道的觀念,但道不及其文章;宋代時程頤、程顥也試著拯救當代文風,但文章還不夠好,以致無法去傳達道義;歐陽脩、蘇軾都是效仿韓愈之文,故也是道不及文;朱熹則是學習二程,故道純正。

在這之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實方孝孺認為道與文是並重的,即使完全明瞭道之精妙,像程頤、程灝、朱熹等人,雖道純正,但文章不如韓愈等人高超,也無法達到很好的傳道效果。如果沒有借助文章的傳承,再怎麼理想的觀念都無法被傳至後代。他在〈白鹿子文集序〉中就有提及: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為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亳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斯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為世所貴重,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
[29]


他先提出了君子的首要任務,就是先考察天地萬物之理,以使其心端正,而這個過程就是學道,然而這樣是不夠的。若這個聖人的德行受到後人的仰慕與尊崇,後人必會去看他的文章,然而他卻沒有留下文章,那豈不是太可惜了?此篇的主角白鹿子就是如此,因為他「不喜文辭」,雖然他的言論是不凡的,最後仍死於布衣。從這篇序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其實方孝孺是了解文學的重要性的,並且這很可能就是他依然盡心把文章寫好的原因。在文辭方面方孝孺有他非常景仰的對象,也就是莊周、李白與蘇軾。這點可在他的〈蘇太史文集序〉中看見: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為,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或成於巧之所不能為,非幾
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治也,惟心通乎神者能知。……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愁為其所
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為之哉?……莊周歿始二千年,得其意以為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
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
[30]





[1]
張廷玉等:《明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列傳第29,卷141,頁1564。
[2]
黃宗羲:〈諸儒學案上一〉,《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43,頁1045。
[3]
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29,卷141,頁1564。
[4]
方孝孺撰,張紹謙纂定,盧演輯訂,方忠奕、方振節重編:〈與鄭叔度八首〉,《遜志齋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 年),卷10。
[5]
方孝孺:〈答王仲縉五首〉之一,《遜志齋集》,卷10。
[6]
王紳:〈送鄭叔貞序〉,《繼志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4 冊),卷5。
[7]
張廷玉等:《明史》,列傳第29,卷141,頁1565。
[8]
宋濂:〈文原〉,《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頁2002。
[9]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三《遜志齋集》,卷10,頁18a。
[10]
徐兆安:〈宋濂門人時期的方孝孺(1376-1383)〉,《漢學研究》第4 期(2009 年),
頁153。
[11]
徐兆安:〈宋濂門人時期的方孝孺(1376-1383)〉,頁152-153。
[12]
趙姍姍、王燕:〈論方孝孺的文學思想〉,《淮北職業技術學報》第11 卷,第4期(2012 年8 月),頁2。
[13]
姬秀珠:《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95-97。
[14]
姬秀珠:《明初大儒方孝孺研究》,頁109。
[15]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二,《遜志齋集》,卷10,頁7。
[16]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二,《遜志齋集》,卷10,頁7。
[17]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三,《遜志齋集》,卷10,頁9。
[18]
方孝孺:〈與王修德八首〉之二,《遜志齋集》,卷9,頁29。
[19]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二,《遜志齋集》,卷10,頁8。
[20]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
[21]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四,《遜志齋集》,卷10,頁11。
[22]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三,《遜志齋集》,卷10,頁9。
[23]
方孝孺:〈答王仲縉五首〉之二,《遜志齋集》,卷10,頁18。
[24]
方孝孺:〈與鄭叔度八首〉之二,《遜志齋集》,卷10,頁8。
[25]
趙姍姍、王燕:〈論方孝孺的文學思想〉,《淮北職業技術學報》,頁2。
[26]
方孝孺:〈答張廷璧〉,《遜志齋集》,卷11,頁7。
[27]
張大可:〈論司馬相如〉《信陽師範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三期。
[28]
方孝孺:〈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遜志齋集》,卷14,頁14。
[29]
方孝孺:〈白鹿子文集序〉,《遜志齋集》,卷12,頁19。
[30]
方孝孺:〈蘇太史文集序〉,《遜志齋集》,卷12,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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